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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79章：金钱与身份（第2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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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凶手，居然是李歌德？这……怎么可能……

李红尘同样听到了李安然的话，皱了皱眉头，他很好奇，但是事实告诉他，事情根本就没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要么李安然在说谎，要么，李歌德确实做过这件事！

一时间，众人纷纷屏住呼吸，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内部会议，却不曾想，居然是李安然上位的“筹码”……

李歌德也没想过，李安然居然会提前调查他，不过他现在确实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退，等于是解甲归田;可若是进，等于是鱼死网破……

大概过了一柱香的时间，李歌德长叹一声，看了眼李安然，

“小女娃，老夫倒是小瞧你了。”

“可这些事，已经都过去了，而且渊源也强调过，不在追究责任，恐怕你……”

鱼死网破，李歌德不会这么做，但是后退，更是不切实际。

他这么说，并非无凭无据，而是有理有据，但是李安然可不会接受这句话，笑了笑回应道，

“李歌德，过去是过去了不假，但是你别忘了，今天是我李安然在，新仇旧帐一起算。”

“爷爷管的了事情，我要管，爷爷管不了的事情，我更要管。”

李安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势，着实让这群元老，胆战心惊，可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敢冲上来，撞枪口……

“安然姐，歌德叔好歹是看着咱们俩长大的，要不这件事还是……”

李红尘想要给李歌德一个台阶下，同样，李歌德也给了李红尘一个微笑，但是这依旧不妨碍，李安然不依不挠！

“要算你自己凭本事去算，别扯上我！”

“现在眼下，神华集团已经将目标对准了苏家，我不希望，下一个目标是咱们李家！”

“孰轻孰重，你比我清楚，毕竟，你爱的是钱，而我要的，是权！”

人们常说中华文化则重诗性领悟，移步换景，便让人如坠迷雾中，而立足于中华文化之上的中华法系自然也是如此。

中华法系自古便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色，直到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之大成的清朝，依然还是一部《钦定大清律例》，洋洋洒洒四十七卷，事无巨细地打理着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繁芜世事。

与此相应，主宰法律的官员自然也要身兼数职，法官既是检察官又是行政长官，所谓“堂上一官称父母，眼前百姓即儿孙”，一声“父母官”，便要将市井门户的万千烟火气一网打尽。

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生活如此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固然有其润物细无声的历史功绩，但也为后人追寻它的真面目带来了困难。

的确，即使对于法律人来说，中华法系的脉络也不是那么容易追寻。中华法系不乏辉煌的法典、古老的判例、完备的刑罚制度和健全的司法体制，但这一切蜷缩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的“刑法志”中显得过于单薄遥远，令后人难以睹其全貌。

其实，中华法系远比那一卷卷“刑法志”来得更为生动传神、平易近人。

当关羽身后纹路繁复的青铜钺在蜀汉众将眼中反射出刺眼光芒时，当后唐末帝李从珂因无力抵挡契丹大军怀抱玉玺自焚于玄武楼时，

当朱元璋为制定封赏之礼连夜召见钱镠后人并将目光收束于千年前的丹书铁券时，站在法律门槛之外的人往往只将这些风云人物的事迹视为一篇篇“本纪”“世家”“列传”的脚注，

殊不知在法律人眼中，中国法系的图卷，已然在这些看似与法律无关的故事中徐徐展开。

如果要问谁是三国时代最出名的人，答案大抵不出诸葛亮、关羽、曹操、刘备这几个时代风云人物，但要问谁是三国时代最忠义的英雄，答案便非关羽莫属。

纵然没看过《三国演义》，人们也大多听过“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更知道关羽是“五虎上将”之首。

其实，“五虎上将”是民间说书人杜撰出来的名号，《三国志》中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员虎将列入同一卷，合称“关张马黄赵传”，“五虎上将”之说便由此而来。

仅凭“关张马黄赵传”的排列顺序，也能看出关羽在蜀汉的地位非同寻常。不过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三国志》中有一个小细节，将关羽超然于众将的身份揭示得更为分明。

据“关张马黄赵传”所载，五人之中，黄忠、赵云二人仅拜将，张飞、马超二人拜将的同时还假节，而关羽地位最尊，拜为前将军时直接假节钺——日后刘备称帝，贵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也不过是假节，由此说来，关羽是蜀汉立国史上唯一一位得到假节钺殊荣之人。

假节和假节钺代表了什么？这一字之差，为何能凸显出“五虎上将”内部的位阶高低？

这就牵扯到节与钺这两个在古代象征权力的重要身份证明了。

假节钺

节，最早见于《尚书》，后人注云“诸有符节之臣，若为官行文书而有符，今之印章者也”，可见节为官员行文时使用的符，相当于印章。而在礼仪繁复的周代，节的形制、用途均有严格限制：守邦国的用玉制的节，守都城的用角做的节，各诸侯、采邑主派往天子的使臣所持之节，其形制也要对应各自国土的地理特征，位于山丘者用虎节，位于平原者用人节，位于水乡者用龙节，而且要以铜制成。由此可见，早在三代时期，不同的节就已经对应着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了，这种对应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周代还专门设立了“掌节”这一职位，对节进行管理、分发。

东周断代为春秋、战国，最终收束于秦。秦汉两代，舆服礼仪制度逐渐发展完善，节也沾染上了更多君权色彩，秦子婴迎刘邦入咸阳时，上交的御用器物除了大名鼎鼎的玉玺，便还有节。

汉代以降，节愈加成为皇权的代表，每逢皇帝遣重臣参与重大政治事件或邦交国事时，便往往授予节，最著名者莫过于“持节不屈”的苏武。汉武帝驾崩后爆发了诸吕之乱，靖难的周勃也是依靠“矫诏持节”临时调兵，此时节已然有了与兵符相当的调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