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58章军吏卒（第2 / 3页）

樊哙、周勃、卢绾等人刚开始确实不怎么懂打仗，但是时间一久他们在实战中就学会了，满满的自然就成将帅之才了。

再加上随着刘邦势力的扩大，不断的有新人才加盟，诸如张良、陈平等人，在这些高素质人才的熏陶影响之下，很容易带动整个刘邦集团素质的提升，如此一来，不断的学习改进，再普通的人也足以逐渐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将领了。

其三，时势造英雄。想要取得成就，自然跟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时代的浪潮。若关羽、张飞没有生在汉末乱世，那么他们也就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发挥自己的独特才能，成了流传千古的人物了，恐怕他们一辈子也只能是个卖枣杀猪之流了。刘邦和那帮沛县的朋友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生逢乱世，是被逼无奈才走向反抗暴秦道路的。但是反过来想，若不是他们生逢乱世走投无路，他们怎么会有机会建功立业，怎么会有机会强大自我最终封侯拜将，成为西汉开朝功臣？

反倒是这种绝境造就了他们，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潜力，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最终让他们成为了治国统帅之才。

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于刘邦为何能取得楚汉之争最终胜利的原因分析，从未停止过。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要数***对刘邦的点评，他老人家的点评从本质上区分了刘邦和项羽、陈胜他们的区别。

众所周知，***很喜欢读史，他一边读还会一边对历史人物的行事作风进行点评，以警醒自己以史为鉴，***在提到刘邦的时候，说了这一番话：“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正因为刘邦比其他诸侯们更懂得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更了解老百姓的心理诉求，所以他在处理各阶层的利益矛盾时，也就比其他人做得更加让人满意。

打个比方，某年某地粮食歉收，需要朝廷拨款赈济，这时让刘邦和项羽来处理这件事，刘邦很容易便可以依据当地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人口数量推导出农民家中的存粮，从而给出合适的赈济额度，而贵族出身的项羽，他更在意贵族阶层的利益，显然无法做到像刘邦对老百姓那么贴心细致，高下立判。

在刘邦刚统治天下的时候，构成他势力的三大基本盘是：

1、协助他打赢过楚汉之争的六十万底层“军吏卒”；

2、六大加盟诸侯王为代表的军功阶级；

3、构成社会的主体——老百姓们。

刘邦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设计一套，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制度，来维持刚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定性。

一言以蔽之，即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解决民生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有多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平时管理十几个人时，手底下有那么一两个刺头，管理起来是多么困难，而刘邦需要管理的是以千万为单位的人口基数，其中的难度更是超出想象。

我们先来谈六十万底层“军吏卒”的安置问题，随着大汉朝的建立，天下逐渐趋于稳定，如果还接着维持着这么庞大的军力，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这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所以刘邦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同时保证退伍军人的利益和在职军人的利益。

汉高祖五年五月，刘邦下达了一条关于解散军队，令其归家的诏令，其中提到了给军人分配田地房屋和他们退休后的基本社会待遇：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按照历史学家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中的推算，六十万底层“军吏卒”加上他们的家庭，这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所涉及到的人口达到了三四百万人，应授予的耕地总量为3亿亩、住宅总面积为1500万亩。

这个数字结合刘邦下达的命令，里面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如果归属六国的士卒肯留在关中，那么就给你们免除徭役十二年，待遇从优，如果想回家乡的话，就免除徭役六年，并发放粮食供养一年，直到明年他们种出粮食自给自足为止。

那个时代，能从战场上存活下来的军人，普遍都是青壮年，刘邦想要借着解散军队发放福利的做法将原属六国故地的士卒留在关中地区，此举，很显然就是想削弱诸侯盟友的势力，并且将大量青壮劳动力留在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上，用来推动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从这条先拿兵权的政策，咱们就能看出来刘邦在跟诸侯盟友们分配权力这件事上，是抱着压制警惕的态度。

可以说，从一开始刘邦的想法就和诸侯们不一样，诸侯们向往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雄踞一方的时代，而刘邦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

在刘邦的心中，无论是秦始皇的郡县制，还是项羽想重走的分封制，都是存在缺陷的，君不见秦二世而亡？君不见项羽称霸王时意气风华，却最终众叛亲离的场景吗？

所以，在刘邦的计划里，从一开始就没有异姓王的位置，他更愿意将封王的资格控制在刘姓皇室手中，至于立下大功劳的功臣们封侯拜相就够了。

汉朝建立之前，整个社会长期受战争的影响，经济、文化、政治都处于混乱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刘邦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用自己理念去治理国家的人，但其他的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败了，刘邦能成为汉朝的开国之君，足以说明他的过人之处。

比起刘邦对诸侯们的严格要求，他作为开国之君在处理老百姓利益这方面，做得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君王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代表人，那在中央**集权还未根深蒂固的时候，刘邦的做法还保留着他在基层时期培养出来的“亲民”的特质。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进入咸阳之前，他和秦朝老百姓的立场本来是相互敌对，可刘邦硬是凭借着约法三章逆转了自己的形象，使得本应敌对的双方竟然成了能够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帝纪》）

这是什么概念？这只反映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当时老百姓眼里，刘邦是比秦二世更加值得信任的人。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可不仅仅是光靠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办到的，老百姓都是务实的人，你只有真切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才能打动对方，这至少说明刘邦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

在汉朝立国后，刘邦的做法，更是深深打动了老百姓的内心。

《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百废待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了让国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刘邦给民众分配了房屋和田地，其中“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汉书·食货志》）”

为了不让农民的田地、房屋被商人兼并，刘邦还下达了一条很特殊的命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

翻译过来，就是房子只能卖给邻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人炒房，导致民众无家可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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