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文坛概观（第1 / 5页）

一

元明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最苦难的时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见到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若秦汉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绝、吐蕃；北宋的契丹、辽、金，但他们却至多只占领了半个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却终是汉族的；至多只是演一出南北朝对立的把戏。想不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却第一次见到中国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铁蹄所践踏着了！金主亮曾夸大的说道，他将立马于吴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统一中国的迷梦，却永不曾实现过。他的梦，在这时，却有强悍的蒙古人为之实现了。数千年来，不见少数民族的足迹，不感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的江南，现在是第一次沦陷于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临安）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汉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来居住了。西湖风光又换了一个面目，诸城市又产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惯，那是当然的！但久已积弱难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敌得过势若万马奔腾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这一代东西方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兴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铁蹄一到，他们虽然不惯，却不久，便不得不贴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汉民族在这时代，虽不得不姑且过着贴然安之的生活，却是满肚子的愤懑不平。这种不平，是任何汉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觉得到的。——特别是最后降服于蒙古人的所谓“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这时候，在政治上、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诸民族，随蒙古人南侵者的总称）。第三个才轮得到所谓“汉人”，第四个才轮得到所谓“南人”。其实“汉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远是受侮辱，受压迫的。他们永远是沈屈于下僚的，永远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权，即有握权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实权”。再加以那些强悍的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气，毫无顾忌的。他们为所欲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们的感情、习惯与乎风俗、人情。这里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依照着中国向来的习惯，凡是易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的末途王孙，虽不妨加以极严峻之刑责，但对于已死的帝王，却仍要给他们以相当的礼貌与敬重；特别对于皇陵之类，向来都是加以保护，不肯有什么轻举妄动的。但蒙古人却不然了。他们对于此种礼貌，根本上便不懂。他们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敢做！于是他们一到了江南，便有一个杨和尚悍然的去掘发南宋诸帝的陵寝，且扬其尸骨为灰（其目的当然大半还为的是掘宝藏）。这个惊人的举动，未免使被征服者们太触目伤心了。于是便有唐珏诸人发生了移尸他处，植冬青树以为志别的悲壮的义举。像这样悍然不顾一切的举动，当然非最强悍的民族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以清人入关，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礼葬了崇祯帝，还下诏切实的诰戒人民，保护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举动看来，便知道少数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了。

更违反了汉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废止了历来视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榜亦各别，不能混杂。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董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徽，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话，虽然简单，但已足够见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广大而繁杂。所以仁宗虽恢复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制度已非复像往古一样，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实亡，中举者的权利，直等于零。我们虽说终元之朝没有科举可也。更有甚者，他们对于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历朝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种种优待条例，若免税赋，免徭役之类，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顾。陶宗仪的《辍耕录》载有数事：

一）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楼，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

二）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王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这些事实的反面便可证明：以马上征战为生活的蒙古民族，对于中国旧日的士大夫阶级是如何的作践，如何的不了解，如何的看不起。这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蒙古统治阶级，当然不旋踵便要为汉民族所驱逐而北去的了。不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这些蒙古的统治者也是完全不体恤人民，不了解民众心理的。他们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们卖官鬻爵，他们贪污不堪。且以汉人、南人为奴为婢者所在有之。《辍耕录》曾载，民间忽盛传元人有将汉人少女强送之北去，作为鞑靼人的奴婢之举。于是民间婚嫁一时间皆草草举行。后来虽知道是谣传，却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谣言决不是无根的。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他们是可以一无顾忌的这么办的，也许小规模的掳奴之举是时时有之的事。《辍耕录》又载有一事：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这种方法强迫人民去纳粟捐官，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仅少读书，不习政治，即连执笔花押也不会。“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辍耕录》）在这样少知无识的粗人统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乱。（由程鹏举的故事，更可见奴属于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庐陵人邓剡曾有《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赢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诗说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这可见时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这种民族的压迫，仕路的闭塞，文人的失意，便构成当时的文学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那便是产生了许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达观享乐的歌曲，赞颂隐居生活的诗篇。下面是几个例子。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赢。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随，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宫曲》，卢挚作。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庆东原》，白朴作。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正清樽斟泼醅，有白衣劝酒杯。官极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

——《碧玉箫》，关汉卿作。

荒荒时务艰，急急光阴换。一局棋未终，腰斧柯先烂。百岁霎时间，莫惜此时闲。三两知心友，鲸杯且吸干。休弹，玉人齐声咀。狼山，兴亡一笑间。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庾天锡作。

野塘花落杜鹃啼，啼血送春归。花开不拚花前醉，醉里又伤悲。伊。快活了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