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共和2486年（第1 / 1页）
古代已存在过许多的制度，后人想延续的内容也有许多，这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后人选择什么的内容，突出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关键。
秦始皇之后，创造了皇帝的称号，也把君主的地位提高到极尊的地位，秦皇之后的皇帝都在维护皇帝的极尊地位。
到了明末，世界已发展到进入近代的门口，进不进入近代则是各民族的选择，中华境内各民族想走中国之道，肯定不能落后，肯定要发展进入近代。进入近代有许多因素，君主或皇帝极尊地位在达到盛极之后，走向下降的趋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君主的权力开始下降，国人的地位就有可能上升。
二人以上的人的联合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省级诸侯中，有许多省区能够实行周召共和，也就奠定了天下尧舜共和的基础。
说一千，道路一万，不如现实存在实例，天下存在了周召共和，也出现了尧舜共和，共和体制的出现，标志着二人以上的人的合作观念也出现了在人间。
东方人习惯于首长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家长。颜思齐移民台湾前，多股漂流到台湾的移民，宁可被食人部落杀光，也不知联合反击。
有共和存在，就出现了联合行为，也是团队精神的出现，部落时期，人间有过团队精神，没有团队精神的部落，不可能活下来。
在党争严重，动不动就不死不休的争斗之季，众派别在共同利益下的妥协，保持整体的存在，拥有团队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是生死存在的大事。
凡事都不能绝对，在争斗的谋略与气势达到极盛之时，有一点妥协与合作就显得十分珍贵。皇帝的神圣地位达到绝对时，动摇皇帝的绝对地位也同样十分重要。
皇帝实行虚君制，尧舜走到台前当政，就是事实上削弱皇帝权力的开始。
对于虚君制，不同方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封建士大夫大都理解为相权的运用方式，只不过比以前的相权大了一点。对虚君制和尧舜当政，也有人理解为贤德当朝，有人理解为可以避免昏君出现的体制，崇祯自己却理解为走向近代必不可少的因素。
崇祯十七年尧舜当政后，社会平稳发展，且灾害天气结束了。
第二年，官方文书不再是崇祯十八年了，而是共和2486年。
共和2486年，崇祯和尧舜都至力于让天下人明白，尧舜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体制。当时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君主立宪，但实质上是君主立宪。
共和行政，需要有众人都认可的公共原则，需要众人认识和发现更多的公共原则。
共和体制的特点是众人协商，争取共识，争取更多的合作，与之相反，就是个人独断。
不排除个人独断有时比众人商议更合理，但那只是少数现象或个别现象，少数现象不能取代大部分现象的一般原则。
崇祯原先规定，军事部门可以实行长官制，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人独断，民间部门，特别是官府部门，一定以众人协商为一般原则。官府或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必须众人协商，执行中可以出现一定程度的个人独断，政府事务中的任何个人独断，事后都应进行评价，做出肯定或纠正的处理。
天下大事，有变革与守成之区别。
事实上，整个崇祯朝都处在变革中，进入了崇祯十七年，或进入了新明朝的共和2486年，是巩固变革成果的时期，也是守成时期。变革时期需要更大的权力进行变革，守成时期则进入了另一个时期，权力需要分散。
一张一弛谓之道，道之要求，就是不宜走极端，权力集中了一段时期就需要分散，权力分散了一段时期就需要集中。
进入共和2486年，变革基本上完成，灾害天气已经结束，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太平之世已经出现。和平时期就是需要分散权力以追求更好的发展结果。
后金国则有所不同，女真族原先的人都是部落体制下的民族，奴尔哈赤要想进行军事变革，就必须集中权力，就不得不以自己为中心重新打天下，建立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
奴尔哈赤突然去世，后金似乎回到部落众首领共事时期，当时的四大贝勒和四大贝子权力最大，四大贝子还小无力争权，四大贝勒中，其他三人各有弱点，皇太极才顺利再回到君主掌权之局势。
皇太极继承了军事体制，但必须变革政治体制，必须集中权力。
后金不断从部落体制之局势集权，新明朝则是崇祯与其体制下的队伍，进行十几年的变革后，告一段落，进入巩固稳定时期。
女真或满族是刚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起步不久，许多事务都需要探索。新大明，是在原先中华文化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的是选择，选择最好的一面发展，再适当的加进一些内容。
东方的顺民多，一般都是上行下效，朝庭做出的选择，下方大多数人会效仿。朝庭实行了尧舜共和，皇帝极少干政，地方上又有周召共和，天下众人也就行合作协作之事。
共和2486年，需要的是把握局势，让皇帝之权势顺利的走上下坡路，让民间协作之观念健康发展，让国人的精神能够重现。
崇祯见局势发展良好，也就安心观望，几乎不介入政事，只是偶尔与尧舜互通私人信件。
有私人交往中，情报局的交往算是最多，情报局，还是照常送一份情报给皇帝，情报局的局长，朱金华也多次与崇祯谈天下局势。
朱金华与崇祯谈中，涉及多方面，有时也谈到交通运输和水运。
水运中，北黄河在崇祯十七年就可以通航了，只不过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在山西与河北边境之地，有一高破，当时命名为“北黄滩”，水流太急不宜通船，需要转运。除了那高坡外，上段和下段都可以通航。北黄河有近两个月的冰冻期，要休航。
北黄河依地势曲折迂回，北方当时人口也没有南黄河区域密集，出现了湖泊占地，也影响力不大。
除北黄滩外，河水都较平稳，能通中等以下的船，北黄滩用陆路转动，短距离也能承受。
北黄滩没有南黄河的壶口那么高险，可以再修一运河代替，以达到上游地区也能直通渤海的目的，被命名为第二期工程。北黄河壶口地区的永济渠，是为了修到长安，所以较长，北黄河的北黄滩只是修一条克服高滩河道的运河，工程远比永济渠小。
看来北黄河的河道还是问题不大，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黄河中下段的泥浆问题，要不泥沙太多河道可能堵塞，或出现其它问题，南黄河就是因泥沙而成为悬河的。
必须从出现水不清的某些人河上游就开始治理，当时蓄水或建大型河坝的能力还是不足，植树也不太现实，但保护植物和森林则可行，只要不要百姓出钱之事，还是可以办到。
出现泥沙的地区都是因为战争对植被的破坏，而引起的水土流失。现在天下太平，没有了战争，战争发生在黄河边上的可能性也不多，保护森林和植被可行。修运河，引黄河水入沙漠也在当时可行。
当时急需的铁路不知何时能出现，有可能在中华区域比西方区域先出现，即使能先出现，也需要很多年以后，看来水运还是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和上百年间唱主角。
水运不比铁路，铁路可修到想修的地方，水运却必定需要水。有些有水的地方也不能以通航，则可以疏通，象京杭大运河，永济渠，北黄河等之类。
当时有人提出修建贝加尔湖到北黄河的运河，此方案崇祯也看了，但对能不能修则不太乐观。北黄河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贝加尔湖到北黄河则有几千公里，工程太大。
对于连接贝加尔湖与黄河的贝黄运河，崇祯也与颜毅敏交换了意见。颜毅敏表示，对于贝黄运河，考虑是能否修通的问题，而不是考虑经济价值和作用问题。只要地势能修建，修也无妨。
在没有铁路的时代，水运就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运河沿岸人口少，只要运河通了，沿岸两边自然会有人来居住，沿河两岸的经济也能大发展。
以前贝加尔河和黄河长期分割，沿岸又处于建设能力较差的游牧民族手中，一直都没有人想过修运河，现在天下一统，能把贝加尔湖与黄河连接为一体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自然灾害结束后，会有许多人力抽调出来进行其它内容的建设，修不修贝黄运河需要当时政府的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