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科学院长（第1 / 1页）
徐光启虽然是泰学派的代表人物，徐光启的一生，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泰州学派的思想上或宣传泰州学派的思想，而是按泰州学派的思想在行动。
徐光启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科学事业的发展，都在学习科技，翻译科技，编写科技文章，宣传科技，推存科技成果，以及一切适合中华社会发展的条令和法典，甚至不惜付出当时人难以接受的入天主教的教会的举动而多学一点科技知识。
先看徐光启一生所做的事，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著《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他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P. Sa
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与西人合作，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即《崇祯历书》。除此之外还是造炮大师，注重练兵和军事，撰写条令和法典。
徐光启所为，正是当今天下所需要之事。
兴科技，兴农业新品种，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兴水利，正是争对当今的自然灾害，合译《泰西水法》。
兴农事，为当今危机的缓解提供需要的粮食，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
兴基础知识，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著《勾股义》，我们现在就是要补基础科技知识之课。
购炮或用科技造炮，练兵，撰写条令和法典等一些事，都是与当令崇祯所做的一不谋而合。此崇祯也全力支持其对发展科技的努力。
到了崇祯六年冬季，徐光启的逝世是一件大事。
徐光启逝世的消息传到崇祯那里，崇祯颇多感感慨，于是决定署文以纪念。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
为什么要纪念徐光启？
子先可贵之处不但是自己尽心为官，其水平也相当的卓越，所做之事正是当今我们所缺。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获得我们所需之科技知识，不惜牺牲，不惜代价，冒人指责之险，入天主教求学。在这里，我不是提倡入天主教，大明的官员还是应忠于大明，忠于大明的国人。此处提出子先入天主教之事，是强调子先付出的代价，我们应学习其付出代价的精神。
徐光启的为官清廉，生活简普，品德高尚，最可贵的是为天下之心。有道是“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能做到如此的官员，确实是凤毛麟角，那些为了一点小利，就忘我的党争之人，与子先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子先原是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土，现赠少保，谥文定，追封伯爵。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子先的功绩，以后谁有子先之功，朝庭也不惜爵位。我们就是要兴起“重科技，学光启，抑党争，兴天下”之风，也应进一步认识泰州学派。
此崇祯也对徐光启相当重视，对其宣传科技的思想和行为给以充分的肯定，许多行动都得到了崇祯支持，其本身也出任科学院院长之职，还兼任中收令。
徐光启的逝世，崇祯必须要按排好科学院的院长之职。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科学家，如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人，李之藻已经去世，王徵，李天经等人也年岁已老，加以重视是必须的，但出任院长之职则可能会精力不足。
崇祯把视角放在宋应星身上，宋应星当时才四十多岁，正是年复力强之时，此崇祯也知道宋应星是历史上做出较显著的贡献的科学家，出任科学院院长之职完全适合。
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
宋应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他把中国几千年来出现过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工作，同时也对技术经验作了总结性的概括，并且使它们系统化、条理化，然后著述成书使之能够流传下来。宋应星所著书籍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在农业方面宋应星对水稻浸种、育种、擂秧、耘草等生产全过程作了详尽的记载。
尤其是《机械》篇详细记述了包括立轴式风车、糖车、牛转绳轮汲卤等农业机械工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
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分别体现在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方面。
宋应星对发展和完善当时大学堂的教材也起了重大作用。
宋应星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不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在此崇祯心里，出任科学院院长之职，无可争议。
对于宋应星的任职，当时的文官集团竟然出现了群体性的反对，文官反对者也许并不管谁出任科学院院长之职，但是坚决反对宋应星出任中书令一职。
反对者的借口是宋应星只是秀才，举人都没考取，不可任官。
原先徐光启有功名，已经是礼部尚书，出任中书令，资格资历都无可指责。
年初恢复中书令时，也许伍鸿友都有人不支持，因为伍鸿友是崇祯元年授的功名，到崇祯六年初，出任中书令资历尚浅，由于有颜毅敏也出任中书令，文官众人把矛头指向了颜毅敏。
现在又是一个只是秀才的人出任中书令，出现了更多的文官反对。也许众人并不是对宋应星不满，而是挑战皇帝任命没有举人以上的功名的人为高官。
如果没有功名的人都能任官，那些拚命考取功名的人还考什么功名。有功名的人的利益都可以随意侵犯，那有功名的人还能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吗？
宋应星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反对自己，私下向皇帝提出，只接任科学院院长之职，不接任中书令，甚至说，只想集中精力发展科学，不想为那些繁琐的社会事务分散精力。
崇祯一边要求宋应星好好地做事，要克服困难发展科技，象戚继光发展军事要样游走于官场，才能更好的发展。一边说明，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只能按天下的要求办。
崇祯朝的文官，经过魏忠贤的打击，限制皇权没在明朝中期限制正德或嘉庆那么严厉，但也想维护士族的利益，限制非功名者进入士族。
此崇祯却是认识到此问题是国体问题，国家的发展是按士族的利益，按士族的观念发展，还是按当时天下的要求而发展，当时天下到了非发展科技的时期，而文官不但不重视科技的发展，也看不到科技的作用。
文官以太祖已定下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原则，科举是选官的方式，有的少部分文官，甚至不是为了争利，而为了争明朝的原则。
此崇祯自然是当做一场与文官之战在进行抗争，为天下万民的原则不可能动摇，有时通过朝堂说理，有时回避众官，有时甚至心里在发气。
崇祯在最气的时候，甚至在心里说过，“废除科举，消徐士族存在的基础，人才和官员择优录用。”也想过，“我的来到，不仅是为了维护明朝的存在，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明太祖说的任何言论都是必须尊守的原则吗？”实际上，那只能心想想一想，条件不成熟，不能说出口。
此崇祯很清楚，当时的争斗不是单纯的口舌之争，而是天下万民与士族之争，崇祯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打败士族，维护天下万民的利益。
文官和士族也是不团结的群体，即集体维护士族的利益，也时刻把党争放在心里，在许多人心里，增加一、二个高官，只是排挤对方党的名额，对自己一方影响不大。久而久之，反对意义也不了了之。